故事是这样的，起初，16世纪，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愿望是一致的，都只想掠别人的地，把金银带回老家，捞一票就走。但西班牙人来到印加，梦想超额完成。英国人来到美国詹姆斯敦，却卡壳了，不得已开辟第二曲线。咋回事，咱挨个说。
西班牙人来时的印加帝国，人多，矿多，直接抢，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再者说，印加帝国当时已经是个超强的集权帝国，所以，殖民者只需要和原来帝国统治体系中的少数人合谋，就能顺利建立只服务少数人的制度。
在此基础上，西班牙人攫取了超额财富，印加人的生活水平便降到了温饱线以下。
但英国人呢？来到的美国詹姆斯敦，全世界出名的穷乡僻壤。第一年就把殖民者给饿坏了。英国人原本想效仿西班牙，建立严酷的殖民政权。可没成想，这里没有现成的统治集团可合谋。詹姆斯敦的定居者，要是不愿意跟殖民者待一块，完全有很多其他的选项——比如逃向广袤未开发的西部，跟印第安部落做生意，甚至开辟自己的小块自由天地。虽然英国殖民者试过一些非常残酷的法律施加控制，但最终打了一场场败仗。
眼瞅着劳动力短缺，殖民地可能破产，英国人这才看清现实，他们 唯一的选择是，提供土地所有权和一定程度的自治，激励定居者留下发展。
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这本书中写道，“美国良好的经济制度，其实源于 1619 年后逐渐出现的政治制度”。1619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1619 年的一次大会“有效地让所有成年男性在管理殖民地的法律和机构中 拥有发言权”。
世界上的故事就是这样，1500年曾经富得流油的南美，500年后变得贫穷。而曾经贫瘠荒凉的北美殖民地，如今是现在的美国。国家之间的贫富，在约500年里产生了整体逆转。
逆转的核心，其实就是这届诺奖得主的另一个重要观点——
好制度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当然会有一些历史偶然，但 关键是看有没有「权力的博弈」。换句话说，不是精英的三权分立等机制设计，更不是圣人的仁慈，而是因为社会斗争、权力博弈，才有了包容型的好制度。
这里也要补充一下，什么是「包容型制度」。看过这本书或紧跟这届诺奖的一定听过它的对立面，「攫取型制度」。
在「 攫取型制度」环境下，少数人掌握不受约束的权力，把从多数人那里取得的资源输送给少数人。在我们古人的说法里，叫“与民争利”。这也是西班牙人在印加帝国殖民时的做法。
而在「 包容型制度」环境下，公民能通过各种渠道发声，参与决策，参与平等竞争，有法治，有普惠教育，有基础设施，私产得到保障，普通人能共享经济的成功。这就是前面我们讲詹姆斯敦殖民地转型的方向，核心是靠 权力的博弈实现的。
其实，短期之内，两种制度都可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。
但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协同的， 从长期看，「攫取型制度」不可能保证经济激励，必然会导致国家失败。
02
狭窄走廊：好制度也可能变坏
西方国家对民主的支持正处于历史最低点
既然国家富裕是权力博弈的结果，既然政治和经济制度相互促进，那 怎么保证制度的演变总是走在正确的路上，而不会走着走着就走偏了呢？
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提到的“ 狭窄走廊”这一概念，可以很生动地说明，好制度是如何保持动态平衡的。
△达龙·阿西莫格鲁
想象一条不太宽的走廊，两边都有墙壁。这些墙壁代表着国家权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。现在，如果你向一侧偏移得太远，也就是国家掌控一切时，就会陷入压迫，扼杀创新，基本上就是导致停滞的配方。但问题是，如果偏向另一个方向，让社会力量不受约束，那就是混乱，就像要在流沙上建房子。
这里的国家，由精英、政府机构和领导人组成。社会，主要指普通公民和社会团体。
国家和社会是在持续博弈中，实现权力平衡的。这是一种经常的、日复一日的斗争。相互加强，在时间的推移中产生协同效应。类似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中“红皇后”的一句名言，“ 你只有不停奔跑，才能留在原地”。
这不是一锤子买卖。这是一场不断的舞蹈，一种拉扯和协商，一个过程。
以美国为例。美国国父们建立的让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包容型制度，如今，正面临巨大挑战。
就在本周，麻省理工学院的诺奖新闻简会上，《金融时报》的记者就给诺奖得主递过去了这个问题 ：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实施的还是“包容型制度”吗，还是正在走向“攫取型制度”？西方国家的很多选民为什么更相信那些主张威权、走向攫取型制度的候选人给他们的经济承诺？
阿西莫格鲁说，这是一个现实的危险。很多人倾向于表示他们可以接受，甚至支持威权政权、军事统治或是精英统治。为啥？部分源于对民主失望了，因为民主没能实现为所有人提供发言权和共享繁荣的承诺。
他说，“ 工业化国家对民主的支持率，正处于历史最低点”。
“我们发现，当民主制度兑现其承诺时，比如廉洁治理、消除腐败、实现更广泛的共同繁荣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等，民主会得到更多支持。当然，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也存在失败之处。但尽管如此，民主制度依然优于独裁政权。因此，并不是说有更好的替代选择，而是 民主制度需要与人民重新签订社会契约。这里的‘人民’指的是广泛的选民群体，尤其是工人们，而不仅仅是少数特定群体。我认为，这将是民主制度复兴的关键。”
但同时，阿西莫格鲁说，他不认为这一切会自然发生。
一个国家如果幸运地建立了好的制度，并非一强恒强，只有当社会团体挑战国家权力并利用它来帮助普通公民时，自由才会扩大。
每个国家都可能顺利地走向自由或不自由。
03
AI时代：
正在挑战世界民主，加剧世界极化
即使是包容型制度下的国家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受益。
AI的崛起，更是给包容型制度带来巨大挑战。我们通常认为技术是个伟大的均衡器，穷人和富人生活水平都提高了。但创造AI的精英和不懂AI的普通人，差距其实是更大了，更不平等了。
2024年物理学诺奖得主，“AI教父”辛顿率先提出了问题： AI让很多平凡工作消失，可很多人是在工作中寻找尊严的。人该向何处寻找尊严？
是的，出租车司机、程序员、编辑……很多平凡人的工作正在消失。一些经济学家会说，你只看到了“看得见的”，还得想想“看不见的”，新的工作岗位会被创造出来的，——迟早。
是啊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只不过很多普通人追不上车轮的速度。
是啊，新岗位会诞生的，可这也是需要时间的。在这个时间之中的普通人呢？
阿西莫格鲁是怎么思考认识这个问题的呢？关于AI，他提出了两点思考，堪称是“ 经济学的良心之光”——
首先， AI没有惠及所有人。掌控人工智能的人，他们从中获益，而其他人则承受了很多破坏性的代价。目前，似乎没有人能跟上人工智能的步伐，最终可能是马斯克或奥特曼这样的大公司CEO来决定如何利用人工智能。
其次， 技术不一定带来普惠的进步。我们有两种选择。 道路一，是我们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来增强人类，帮助工人。 道路二，使用人工智能来帮助那些已经掌权的人，比如最专制的政府和最大的公司，从而边缘化工人，压制反对声音。
AI时代，技术正在挑战世界民主。最没有力量的人是工人和发展中国家，他们在人工智能方面还没有发言权。难道继续走向两极分化？
阿西莫格鲁说，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改变，只不过这不会是自然发生的。需要更多人想办法 加入这场博弈。
“如果工人们组织起来，工会关注人工智能，这种状况就可能改变。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联合起来，以确保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发出自己的声音”。
这很难，不过，事在人为。
阿西莫格鲁们是现实中的经济学家，他们试图让我们理解这个动荡的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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